王华俊
纵观历史，在法治思想上，中国从西周始就推崇以道德代替法律，至明代而极。西周时期即确立了“以德配天，明德慎罚”的立法思想。时至春秋战国，儒家思想逐渐成熟，孔子、孟子又以“性本善”为理论根据，推崇“自省”而确立了“德主刑辅”的法制建设理念，对后世的法治和廉政建设理念造成了极大的影响，使得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将道德作为主要的规范手段和标准，弱化了法律的作用。不过在中国法治和廉政思想的演变过程中，法家却是为数不多的“主法”派，从先驱者管仲“礼、义、廉、耻，国之四维”到实践者商鞅“以法治国，以廉治吏”，法家“重法”思想逐步走向成熟，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廉政思想更是法家思想发展的精华。“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衰”，借鉴韩非子廉政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也是颇具实际意义的。
一、韩非子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
韩非子继承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思想，将商鞅的“法”、申不害的“术”、慎到的“势”结合起来，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儒家和其他学派的思想，著《韩非子》一书。他提出一套以法、术、势为核心的政治理论，他推崇“法”，即对社会秩序
（一）本“法”兴廉
《管仲·明法》中说道：“以法治国，则举措则已”，首次提出了法家推崇的“以法治国”理念。作为法家集大成者，韩非子在“以法治国”的基础上提出了“以法为本”的观点，主张国家治理应以法为根本。他在《韩非子·有度》中说：“国无常强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，则国强；奉法者弱，则国弱。”他始终认为法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最好尺度，韩非说：“法如‘镜’、‘衡’。”其“安危在是非，不在于强弱”的观点现在看来在治国方面是相当有远见。同时，韩非子认为，集权力于一身的君主是否奉法，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，“世之所以不治者，非下之罪，上失其道也”。因此，他提出君主要明于公私之分，奉“公法”而治国，他强调：“明主之道，必明于公私之分，明法制，去私恩。”君主倘若不明于公私之分，任人不当，赏罚不公，那么“上有私惠，下有私欲”，国家政治必然会走向腐败。
在韩非子设计的廉政建设秩序中，首先要确立法律规范，即立法，通过规范使各级官吏各守其职，依法行事。所以，韩非子强调以“清廉”之义，赏罚严明，达到“尊主安国”的目的。他说：“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，而不苟于世俗之言，循名实而定是非，因参验而审言辞。奸利之不可以得安，必曰：‘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，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，是犹上高陵之巅，堕峻溪之下而求生，必不几矣。’安危之道若此其明，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，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？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，下得守其职而不怨。”即是说，君主要依据实际情况判断是非曲折，并行使法治的具体措施，促使官吏免除贪污之心，从而清廉方正奉法。同时，韩非子认为国之诸法的设立当合民心，“明主之道忠法，其法忠心。”法律符合民意，人们就“乐生于为是，爱身于为非”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
不仅如此，从韩非子廉政建设秩序的执法角度来看，他还进一步对人们的社会言行提出了规范要求，他认为“一民之轨，莫如法”，法是调整言行的最好规范。他认为人们尤其是官员应遵守“廉”、“直”、“公”、“正”等道德规范。其曰：“所谓廉者，必生死之命也，轻恬资财也。所谓直者，义必公正，公心不偏党也。”又说：“人臣有私心，有公义。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，居官无私，人臣之公义也；污行从欲，安身利家，人臣之私心也。”从中看出，韩非子法治思想强调“廉”。同时，他也没有放弃思想教育的作用，主张“国事务先而一民心。将法制教育作为本“法”兴廉的重要部分，以统一民心，令行禁止。
（二）以“术”促廉
“术”者，君王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法也，最早是由战国时期郑国人申不害提出的。韩非子对其论“术”的观点特别重视，他强调，若君主善于术，则大臣弗敢滥用权势；不善于术，则臣下就会擅权作乱。秉承“术”的基本精神，韩非子设计了一套防治腐败的具体措施。
其一，明法令以防患于未然。官吏的作奸犯科与政治腐败一般呈现出积累和发展的过程，所以韩非子认为提高廉政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“禁奸于未萌”，他提出“禁奸之法，太上禁其心，其次禁其言，其次禁其事。”为此，他主张明于法令，要“尽之以法，质之以备”，即应该通过颁布详细而又明确的法令及规章制度，使群臣百官“易知”、“易见”、“易为”，依法行事。即便有违法念头，也会思虑犯法的成本及代价，从而不给奸邪之人留下可乘之机。
其二，立廉耻以励下。韩非子继承了荀子“好荣恶辱， 好利恶害”的观念，承认人的趋利性，认为人的本性决定了好利与好名，甚至好名“甚于求利”。但他对人们较强的荣誉追求和求名心理给予了肯定，定性为人之常情。所以他提倡英
其三，用术以察奸治贪。韩非子擅“术”，并由此
其四，厚禄以养廉。韩非子认为要铲除经济腐败，就必须使百姓利在爵禄，“奉足以给事，而私无所生”。为此，他主张实行“厚禄”政策。在他看来，官俸优厚有两大好处：一是厚禄有利于调动官吏积极性，所以明主治国应该“厚其爵禄以尽贤能”；二是厚禄可以增加官吏因贪污受贿而丢官的心理压力，即体现“爵禄厚而必，镇也。”，最终使贪腐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，达到“贪饕化于镇”的目的。
（三）因“势”倡廉
战国中期赵国人慎到重“势”。他认为，君主要规范臣民的行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握有人们不得不屈从的权势，若君主执掌权势，即便像桀纣一样昏庸，也能严刑而令行禁止；反之，若无权势，即便尧舜一样贤明，臣民也不会守其行。韩非子继承了慎到重“势”的观点，认为君主应善于任势，才能使国家安定，天下臣民归服。“事在四方，政在中央。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。”在韩非子看来，君主要维护自己的最高统治权，权势便只能一人独掌，而不可以转借他人。君主一旦失去一分权势，臣下就会把它变成百倍的权势去利用，造成危害统治的后果。只有君主掌握权势后，倡廉才能推行无阻。
从本质上讲，韩非子认为君主握有“势”的必要性是由人们好利恶害的本性决定的，“夫安利者就之，危害者去之，此人之情也”。人的这种趋利避害本性决定了一切社会无不表现出人的自私性，君臣关系、家庭关系以及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，都是建立在自我利益的基础上的，而人的本性必然影响到官吏的从政道德。韩非子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，且深谙群臣百官的道德底线，因此提出：“有道之主，不求清洁之吏，而务必知之术也。”要廉洁奉公，就只有用“法”和“术”去规范、约束、监督了。但是在君权社会体系中，本“法”和行“术”的前提就是君主掌握“势”，因此他在《韩非子·心度》中留有“故
韩非子主
二、韩非子廉政思想文化的主要特点
在诸子百家中，就廉政思想的全面性、深刻性而言，以法家为最。韩非子对廉政体系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，他不像儒家那样一味“劝善”，过分强调执政者本身的道德修养，而是直面现实，冷静思考，构建起了一套以“法”为中心的廉政思想体系。韩非子廉政思想文化体现的特点有：
（一）主张法治，强调以法治贪
中国传统思想主张礼治，强调发挥主体的道德本能。但韩非子主张法治，认为实现廉政的根本出路在于法治，他沿用了管子“法者，天下之大道”的观点，认同“所谓仁义礼乐者，皆出于法”。因此，他主张“严刑罚”、“信庆赏”、“以法治国”，而且主张“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”。韩非子强调治国要“以法为本”，君主要“守法”，臣要“师法”。他反对“刑不上大夫”的做法，一再强调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，“法之所以，使智者勿能辞，勇者勿敢争”。他试图把“法” 一种规矩尺度，以此去规范、约束一切行政活动，排除君主和官吏的私心、私威及主观臆断的干扰。总之，在韩非子看来，依法而治，树立法律的权威，是实现廉政的根本保证，“法禁明著则官治”。当然，韩非子在强调以法治贪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，而是坚持以法治为主，以道德教化为辅而已。
（二）主张用贤，强调吏治监控
韩非子反对儒家“尚贤”以及“人治”的主张，但不反对用贤，并提出了廉政在于用贤的主张。法家一贯支持“闻贤而不举，殆；闻善而不索，殆；见能而不使，殆。”的理念，韩非子廉政法治思想也是一样。他认为：“贤者用之则天下治；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。”又说：“任人以事，存亡治乱之机也。”，把选择恰当的人来处理政事作为国家存亡的关键，将是否用贤提升到关系国家命运的高度。不过，他主张用贤，却更重视对官吏的监控，他从荀子“人性恶”的角度出发，论证了重视吏治的必要性，韩非子甚至提出“明主治吏不治民”的主张。在韩非子看来，只有官吏的行为受到监督，树立廉政的理念，国家才能兴旺发达，人民才能安居乐业。
（三）主张严刑，强调信赏必罚
反腐与倡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韩非子认为，统治者要善于运用赏罚来贯彻法令，实现反腐倡廉的目的。因此，必须做到“信赏必罚”，还进一步提出“赏厚而信，罚重而必”的主张，所谓“圣王之立法也，其赏足以劝善，其威足以胜暴”就是具体体现。韩非子的思想认为，对于清正廉洁、政绩显著的官吏要奖励，而且“赏莫如厚”，因为不厚赏就不足以劝善。另一方面，对那些贪官污吏必须惩罚，甚至可以采取“轻罪重罚”，目的在于使群臣百官有所戒惧，不敢违法。强调“重刑”是韩非子“造势”的重要方法，韩非说：“古之善守者，以其所重禁其所轻，以其所难止其所易，故君子与小人俱正，盗跖与曾、史俱廉。”]认为如果对不法行为实施轻罪重罚的严刑，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可成为正人廉吏，由此彰显自己的廉政法治思想。
三、韩非子廉政思想文化的当代启示
（一）“法与时移”与“重典治污”
韩非子首重“法”，法是廉政的保证和根本，但法不是形而上学的，需要做到“法与时移”，即法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，在法制体系上要体现进步性。所以，立法作为法制体系运行的首要环节，必须及时制定、修改和废除，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切实要求，这既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，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。改革开放后，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意义，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民主和法制，确立了“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”的治国方略。依法治国，首先必须有法，把现代法治运行的首要环节——立法上升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，正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和保障。同时，只有始终秉承“法与时移”的立法思想，通过法制健全完善推动社会的发展，才能实现“法治”盛世。
历史上韩非子重刑、严刑峻法思想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，但是对我国当前的法制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。依法治国，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，只有依法治国才能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。而腐败问题已成为当前群众意见最大，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，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问题。反腐败是一场决定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，必需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坚决治理腐败，只有“重典治污”，对腐败分子绝不姑息，才能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。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，许多领导干部趋利性明显，唯利是图，给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造成了负面影响，究其根本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违法成本太小，惩罚不足。因此，在当今我国进行依法治国并取得一定成效的时候，必须坚持“重典治污”的原则和立场，保持社会主义法治的严肃性。
（二）权力的统一与制约
韩非子重“势”，强调君主集权，并且通过权威来推行廉政建设，期望用强权政治来抵御人贪腐的欲望。但是随着封建君主制度的瓦解，他的君主集权理念不再为世人所用。但是，权力作为廉政思想推行的保障是不能忽视的，要切实保证廉政思想建设，就必须做到权力的统一。这是因为，廉政思想的建设更多是在精神层面进行的，廉政体制或制度是给个人的行为作了限定，但是无法禁锢和直接规范人的行为和心理取向，因此，通过“权势”给受众群体的心理造成压力，让其知道何事可为，并通过心理的内化影响自身的行为规范，最终达到廉洁奉公的目的。不过，韩非子的“权势”建廉有一个前提，即明君，也就是权力的拥有者必须足够贤明，对公权收放有度，合理利用。因此，在现今的民主社会中，由于领导权力的“权势”地位，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就显得非常重要。通过建立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公开机制，使权力在阳关下运行，彰显权力行使的公正性；通过完善“三重一大”的民主决策机制，使得权力受到制约，彰显民主建设的优越性；通过构建领导干部廉政风险预警防控机制，使得权力风险切实可控，彰显廉政建设的前瞻性。通过多措并举限制公权的运用，构建多方合力的监督机制和防范体系，才能真正将权力集中起来，深入推进廉政建设。
（三）因势利导的人性管理方法
韩非子认为人性趋利是由本能决定的，无所谓善恶。人性好利也是合理和正当的，没必要像儒家那样强行按“仁义”的标准来改造本性。他承认人的一切行为的动力来自于“利”，而非道德，认为“高尚的道德”不能脱离当前时代的物质发展水平，否则就会失去本来的意义指向，缺乏可实践性。因此，韩非主张采用“因人情”的方法进行管理，充分利用人的本性，对人性因势利导，激发管理对象的主观能动性，引导人们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目标。这种方式是韩非子以“术”促廉的重要体现，对现代管理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。秉承这一思想，高明的领导者，要管理人，先要了解人性，即顺着人的欲望和利益驱动心理，根据人性趋利避害的特性进行引导，提倡竞争，最大限度地用物质和精神手段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，建立合理的赏罚机制，赏罚分明，即体现韩非所述的“誉”与“非”，以此来为廉政思想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。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事业单位，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人员使用、管理、考核机制，明确各人的具体职责，以实际政绩为根本的衡量标准，奖惩并重，以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，激励他们恪尽职守、廉洁自律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同时，为保障合理奖惩体制，应公开圣听，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机制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。当然，人的需求是呈现多样性的，求利、求赏绝非人的全部需求，也不是人的最高需求，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更高层次的需要。因此在现代管理中，要从人的实际需求出发，提倡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，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激励手段，去改变和引导人的行为，提高管理的效率。
